"弦线模量”是我的，更是国家的

本报记者 孙海华

一套略显局促的三居室，书本、资料从桌面堆到地板，四面墙壁被工程单位送来的锦旗覆盖。两鬓斑白的黄土研究专家焦五一，在这间蜗居里继续着他的执着梦想——“弦线模量”理论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：在“弦线模量”理论的研究过程中，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

焦五一(以下简称焦)：研究本身的困难算不得什么，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为因素的困扰。“弦线模量”问世的30多年里，不幸遭遇了学术界的不正风气：个别权威把持学界，搞小圈子，不肯接受新的学说；有的权威思想保守，片面崇拜高深、复杂的学问，给新成果的推广人为设置了障碍。

因为这些因素，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：一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“弦线模量”法；二是30多年来为这一成果的实践、鉴定和推广，不停地游说、奔波。而这第二件事，花费的精力占了一多半。

记：为“弦线模量”理论奔波消耗大半生，您觉得是否值得？

焦：将“弦线模量”理论写入《规范》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如果能够实现，“弦线模量”就等于拿到了推广的“通行证”，这样我国每年就可以节约几十亿元，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我今年74岁了，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，就没有遗憾了。

记：“弦线模量”长期得不到权威认定，您如何找到了在实践中验证它的路子？

焦：当初的想法，就是先干起来，能用新方法多设计一个工程，就可以为国家多节约一笔钱。一有时间，我就骑自行车到处转，哪有工程奔哪，找到工程负责人说服人家用我的方法。

这中间也碰了不少壁：有人说，浪费怕啥？国家有的是钱给我。再说，万一工程出了问题，还有《规范》顶着呢。但幸运的是，我也遇到有胆识的负责人，愿意试试新方法。我十分感激他们，是他们促使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。

记：您大量的研究都是自费，为“弦线模量”您花了多少钱？家人抱怨过吗？

焦：成果得不到认定，学校也就不能支持我的研究。55岁时，学校让我提前退休，那时我还是个讲师，但我想别人搞科研可以晋职加薪，我不存在这问题，退了休反而可以静心搞研究。之后，自费创办了“振华研究所”，说是研究所，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，工作人员是我和老伴，为的就是方便自行“推销”这项成果。研究所接工程不讲价钱，干完了给多少是多少，有的不给也行，为的就是能让人家用我的技术。前后收入约有30万元，基本上都用在研究上了。

老伴跟着我住了几十年的斗室，睡的还是当年学校处理的一张双层员工用架子床拼成的双人床，存衣服的是30多年前从老家带来的破木箱。可为了提高科研效率，家里的电脑就先后买了3台，对这些，老伴没一句怨言。

记：在您最困难的时候，曾有新加坡商人愿出资支持您，您没有接受，为什么？

焦：这项成果是我们国家的，为了国格，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。我的三女儿也从事建筑，孩子曾央求：“爸，人家不承认，干脆我跟你学。你的成果总得有个接班人啊！”我跟孩子讲：“这不是咱家的东西，你爸当初做的实验、用的仪器都是公家的。这成果不是‘祖传秘方’，只有由国家来操作，才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应用。”

记：坚持了几十年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，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劝你放弃？

焦：曾有朋友劝我说“你的理论太超前了，你要跟着吃亏一辈子”，但也正是这句话，让我在最困顿的时候坚持了下来，因为这起码证明“弦线模量”理论的价值是得到承认的。

记：有许多人感到惊奇，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历经坎坷却没有放弃？

焦：我也曾想过放弃，但放弃不下，因为放弃了我会更难受。当每一次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，证明它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，我想，如果放弃了，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，对科学不负责任。

记：您认为现在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什么弊端？

焦：评价方式、指标过于单一，一些学界权威往往既当运动员，又当裁判员。有的专家今年主持科研项目、经费的审批，明年却又成了立项、经费的申请人，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学界十分普遍。

另外，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较弱。目前，我国能够转化的科研成果只有20%多一些，甚至还存在大批虚假成果，这些成果价值有限，难以危及一些学界“大拿”的既定地位，更容易鉴定过关，而且多是拔高鉴定，皆大欢喜。反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，往往会受到压制。

记：经历了这么多，您对那些权威有意见吗？

焦：几十年了，我的心态调整得很好。我和他们都是一拨人，年龄上差不了几岁，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实践上，过得很充实，只要有用户的支持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只是现在最心焦的，是国家吃了大亏，蒙受了损失。

记：对于即将进行的测算，您有哪些期望？

焦：“弦线模量”30多年得不到权威认定，最后只有请政府主持公开测算，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。我希望有关单位持积极态度，使新方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。弦线模量是我自己的，更是国家的，测算以后我可以无偿交出软件，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。另外，测算费用也由我来承担。

应逐步淡化组织性评价

实习生 叶铁桥

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制度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备受质疑。这种质疑，不仅来自于对科技繁荣抱有很大期望的社会，也来自于在利益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事业单位。而更多的，则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检讨，科技人员焦五一的遭遇就是一例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，抛开焦五一事件本身不谈，科技成果鉴定本身就存在问题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制度，科研和技术开发计划均由政府下达，经费由政府拨付，研究结果归政府所有，由政府负责推广，所以政府必须管理和参加科技成果的“评审”工作。“没有政府相关机构的认证，即使是一项很好的科技成果，也难以得到相应的授权和推广”。

顾海兵认为，在现行的科学评价机制中，即使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平公正，但由于学术委员会要评审几乎所有学科的成果，而选自每个学科的委员人数又非常有限，只有少数委员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有发言权，这样的评审过程很容易被少数人控制，成为某些人获取不当利益或瓜分学术研究资源的途径。

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技术成果来说，得到市场承认的项目才是有意义的、高质量的，引入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这类科技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。顾海兵建议，应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，以更有效的专利版权制度等来取替它。

专门研究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RAYBET雷竞技教授钟书华也认为，应逐渐淡化组织性评价，强调引用评价和用户评价。

他说，现在科学共同体内对同行评价机制反映强烈，尤其是公正客观问题。这是因为，在评审过程中，评委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。有些评委，在项目未评审之前，就已经预设了目的和立场。而有些评委，也是带着某些单位、某些部门的利益来参与评审的，这样的评审不可能产生公平公正的结果。

钟书华认为，即使评委没有预设立场，但在无意识间也有可能受到干扰和影响。比如，将知名教授与刚毕业的博士放到一起评审，知名大学与地方学院放到一起评审，虽非有意，但评委很有可能出现倾向性。

“科技成果鉴定并非评价科技项目唯一可行的方式，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，因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、人为性和强制性。”钟书华说，一个真正的科技成果，必然会因为被大量引用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；一项有前景的技术成就，也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和接纳。来自学界和市场的评价，只会使科技成果更加科学合理，理论价值和市场效益也能得到更充分的评价。

检验科技成果标准究竟是什么？

本报记者 孙海华

一项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验证的科研成果，长期以来却无法得到权威认定，不禁让人困惑：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？

200多项工程实例及其取得的明显效果，替“弦线模量”给出了最好的回答。

但是，与之对应，“‘弦线模量’在理论上不够成熟”，是30余年来一些权威专家的一贯看法。

对此，有人说：专家的意见和鉴定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验明它的真理性。但现实情况是，一篇论文或一项科研成果倘使得不到专家的承认，即使再有价值，也无济于事。

一些学者提出：“弦线模量”得不到公正、公平对待，源自科技界的一种特殊腐败，个别权威或领导的观念有时成了科技创新进程的决定因素。

“弦线模量”如果得到应用，就废弃了国内外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“规范”。正因为此，“他的理论一旦被用，将有很多东西被废弃”便成为少数权威的心态。放弃传统理论，就意味着否定自身的权威地位。可是，科学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此：不断否定旧的，用更为科学的先进的取而代之。

采访中，记者深深感到：“弦线模量”得不到权威认定，看似是成果能否被推广应用的问题，而实际上，它是一个如何对待创新和创新人才，建立创新观念、创新机制的问题。

如何对待自主创新？中央政策已经相当清楚，关键在于落实。

十几年来，针对“弦线模量”的提案和呼吁始终没有断过，国家及有关部委领导人都作过批示，要求有关部门组织鉴定，促其推广，奇怪的是，这些批示至今未能落实。

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与科技实力密切相关，科技成果的浪费是无法估算的损失。一项科研成果，一旦出来后，全社会便对它负有责任。假如它确是一项有极大利用前景的成果，再搁置下去，其间的损失和浪费又由谁来负责呢？

体制不改，悲剧难免。